撰文/ CNEX策展人 赖珍琳

病人与老人,每个一呼一吸之间的时刻,都是活着的。

台湾迈向高龄化社会,大型机构化安养中心亦开始到处林立。养生送死,成为重要议题。老,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绝对负面的词彙。老,意味着衰败无法自理,需要他人照顾,失去独立性与尊严。

当台湾社会的老人福利政策思考,已经窄化为津贴与年金制度的探讨,似乎只要拥有足够的钱、维持吃穿住医疗等生活条件,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。然而,这些物质条件只是让我们得以延续生命,不能让我们依旧活得有意义。甚至,遭受疾病侵袭的老年,经常被视为「等死」。

《亲亲爷爷 Grandfather》:变老,是另一种回归纯真的方式

在越南年轻女导演拍摄自己父亲照顾爷爷的纪录短片《亲亲爷爷 Grandfather》,我们看见熟悉的场景:长期照护家里逐渐失智的长辈亲人,引起夫妻的争吵。导演父亲决定自己接手照顾爷爷,在他粗手粗脚的日常照顾中,闪现着深厚的情感。这经常是我们与亲密长辈相处时的状态,关心混杂不耐,照顾包裹着依赖等等複杂情感。

即便如此,当我们看见镜头下的中年儿子与痴呆爷爷起居作息都在一起,当中年儿子睡不着时,他对着自己的父亲说,唱那首催眠曲给我听,老爷爷立刻哼唱起歌谣,父子俩人酣然入睡。

《如梦幻音:沉睡的记忆 Alive Inside:A Story of Music & Memory》:老去的只是肉体

对于很多旁观者眼中看来,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高龄病患,不认识亲朋好友,失去了宝贵的回忆,难以与人互动。他们只是存在着,而不是活着。纪录片《如梦幻音:沉睡的记忆 Alive Inside:A Story of Music & Memory》破除了这种错误的想法。

影片主角是一位音乐治疗师丹科恩(Dan Cohen),他用iPod将病人年轻时候听过的歌播放给他们听,居然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效果:一位患着推开了步行器,站起来摇摆晃动想要跳舞;另一位连自己亲爱的女儿都记不得的患着,受到音乐的刺激居然能準确地回忆起许多往事。他们似乎醒了过来,能够重新与他人产生连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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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音乐的神奇魔力,能唤醒沉睡的记忆,让失智老人能透过声音、曲调、韵律、节奏与重要他人产生关係。另一方面,不同于《亲亲爷爷》里以家庭为照护单位、子女养老这样的传统型态。在《如梦幻音》中,场景多半是在老人安养院,而这正是导演想要批判的对象——受到工业化、都市化影响而过与理性化、科学化,甚至逐渐官僚化,终究失去人本精神的医疗体制。

如今在现代化社会里,人们必须住在依据医院模式建立的安养中心,度过余生。但在一百年前,这样的地方被称为照护院(Nursing Home),可以得到照护(Nursing)、而且环境设备让你感觉像家(Home)。影片批判美国的健康照护制度,是将贫民院与医院结合,成为一种「产业」。迷思是,我们总是着重于因着衰老疾病产生的生理状态,把罹患某些病症的对象定义为病人,其次才是人。

「为什幺我们可以给一个人喝水吃药,却无法回应他可能有的深层人性的需求?」这是影片中一位安养机构护士的尖锐质疑。在美国的医疗制度里,阿兹海默症的患着,并没有药物自主权,加上生活在犹如医院般的机构里,若缺乏刺激与互动,他们只能够愈来愈退缩到自己的世界,犹如行尸走肉。这是种双重的监禁隔离:一是疾病所造成的身体机能退化,二是机构化的生活导致与外界隔绝。如同影片中一位患者所言:「我的世界,变成这个机构。」

如同法国哲学家傅柯的论述,医院成为一种身体规训与驯化的空间,特质是「空间的封闭」与「个体的区隔」。例如在医院或安养院中,每个空间都有特别用途,病床是单独的个体化、交谊厅是被指定交流的场所,各种物件和人都以固定动线来来去去。当我们把老人家送进类似医院的安养机构,他们绝少数能够过着有品质的生活,有时候安养院形同「等待死亡」的空间。

《后青春花园 Garden Lovers》:在老化的过程中,开始学习为自己生活

另一部影片《后青春花园Garden Lovers》,开启我们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老龄化想像。影片记录了六对芬兰的中老年伴侣,他们如何在园艺中得到情感的寄託与彼此的连结。花园不仅作为他们可以自在裸裎的生活空间,也成为他们最终长眠的归处。

片中好几对高龄伴侣,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了这一方种植的天地,从此不再为工作所役、不再为子女忧心,他们宁可投注心力与时间劳动栽种、与大自然互动。在本片春夏秋冬的岁月轮转中,看见老病死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过程,无须惊动,无须小题大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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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生疗养院:禁闭在器材健全的医院里安养,怎幺算是「生活」?

这种现代医疗文明,对于人的晚年生活的介入、形塑、控制,在乐生疗养院的争议中亦可看见。乐生作为台湾第一间痲疯病院,当时的社会对痲疯病不了解,以为是­无药可治、且高传染病的瘟疫,因此当时全台湾的痲疯病患都必须被强制送进乐生疗养院「治疗」,一直到民国五十几年还有这种案例。这些被隔离驱赶的院民们,已经无法回到家庭与社会,他们就把这个位于小山坡、空间广阔的乐生疗养院当成家,莳花种草、养鸡养鸭,形同另一种与世无争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。

在2003年,由于台北捷运局选定乐生为新庄捷运机场,这些院民在没有被告知、也无从参与决策的情况下,被当局决定送进隔壁的新医院大楼。此事在「青年乐生联盟」的介入之下,展开了长期抗争。当最大规模的冲突抗争已经告一段落时,我才有机会跑去关心。我永远记得,新医院的院方以困惑不解的表情对我说,「明明新医院有先进的设备,为什幺他们(抗争院民)不愿意、还想要继续住在旧院址呢?」

这些年过去,我明白了问题的答案:医院只是短期解决病症的空间,没有人想要在医院活着。我们将老人、病人集体、长期安置于大型医院,或许是一种将之隔绝在视线之外的作法,眼不见,心不烦。对于一般小康家庭而言,在安养院安置长辈或许是无奈的考量。但是由国家公权力介入,强制取回院民们已经极度依恋的空间,并将他们「放逐」到崭新的、独立的病床上,是对于基本人权的侵害。

老与病,是人生必然走向的结局,却又是我们最难以坦然面对的议题。如果我们愿意正视一个事实:从出生开始,就是等待老去与死亡的过程。也因此,每个一呼一吸之间的时刻,都是活着的,没有差别。